三、毕业后初期的坎坷1942年毕业时我很想能到昆明无线电厂工作，可是没有被金贤藻厂长选中，加上当时想回老家一趟，所以只好请曹建猷老师介绍我到桂林中央无线电总厂工作。我是回老家一个多月后才到桂林厂报到的。被派协助当时的两位工程师设计和制造3千瓦航空电台。说是协助设计，实际上是没有完没有了地为他们画机械零件图。先后干了半年多还是老样子，终于我耐不住了自动地罢画了，这样必然要触犯头头们的尊严。他们对我说如果再不好好地干就要受记过的处分，我在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当时因交通不便，拖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昆明，因路上感染了恶性疟疾，到了昆明的第二天就只好进昆华医院了，幸而得到在联大工作的好友慷慨相助，才渡过难关。这就是我怀才不遇再加上书呆子脾气应吃的苦头。
1943年底经继藻兄介绍到昆明国际电台红庙收讯台任工程师，负责该台的技术工作。红庙在昆明市郊，空气新鲜，且非常安静，是个养病的好地方。经一段调养后疟疾病很快就好了，但却闹起肺病来了，这是因为毕业后的一年当中就有三个多月是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度过，路上未免有些积劳成疾，再加上在桂林厂的工作不顺心，而桂林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以致身体上经常有一些小毛病，先是伤风咳嗽，后又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到了昆明不久后就发现有肺结核病，从此每星期进城一次打空气针。先后这样治疗一年多，后因为我治疗的那位医生出了医疗事故，吃了官司才停止打空气针。幸而那时我的病已有好转，所以这样停止打空气针并没有影响我的病情，不久后日本投降了，在兴奋之余我的健康有进一步的好转。此后半年我的脑海中经常在顾虑的是复员后何去何从？按理我们单位应搬回上海，虽然上海是理想复员的地方，但因我是闽南人懂台湾话，该地又和我家乡只一衣带水之隔，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去台湾，到台湾邮电管理局工作。
四、台湾行46年3月我们一行六人自昆明出发，路上走了28天才到上海，由于当时台湾和大陆间还没有定期的船，所以在上海等船就将近一个月，我们到基隆时已是46年的5月底了。因为没有人去接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搭火车去台北，并随便找一间空房子住进去。可是翌日我们去局里报到时却受到局长的训斥，说我们不守规矩。原来他派到基隆去接我们的人不知跑到哪里玩去所以没有接到我们，他回台北后因无法交代，于是就说我们坏话。因为我们刚到那里人生地不熟，所以对局长的这种训斥只好敢怒不敢言。但却在我的心坎里种下了走为上策的念头。我后来离开台湾的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到台湾时，邮电局还未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我最初被派在台北电话局的终端机室工作。该室设有工程师一人负责维修和安排机务值班事宜，在日本投降后可能是为了讨好台湾人该局招进一批练习生，其中有数人分配在终端机室从事值班工作，这些人只能值机但无排除故障能力，因此每逢机器发生障碍时，他们总是先找我发表如何排除障碍的意见。由于我在这方面有较成熟的经验，因此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多并没有被他们难住过。此外这些小鬼也在日本人指使下经常拿一些大学物理的习题来问我，表面上是请教，实际上是想考考我，我之所以能够应付自如，主要应归功于母校的严格训练，此外在课外多做习题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经历对于我以后在教学上重视实践和习题训练有深刻的影响。
我因老家只和台湾一衣带水之隔，很想就近回去看看，同时也因台湾的电信业务还未正式接收无太多的事可干。因此就乘机告假回去一趟。说来也是碰巧，当时恰好有条船，所以我就很顺利地回家了。可是在家里呆了将近一个月时局里就来电催我回去。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船，只好搭帆船了，据说如顺风的话今天傍晚开船明晨即可到达。不幸的是我乘的那船在半路上遇了大风，船到台中附近因天气不好，看不到陆地只好返回。在海上一天一夜随着狂风骤雨漂流和翻腾着，其难受可想而知，其危急程度已到船老大束手无策，仰奈于烧香点烛求佛祖保佑了。正在拟议要把桅杆砍断以策安全之际，幸好飓风稍静才免于此难，因为帆船无桅杆就不能升帆从而失去了动力，于是有可能随风浪的漂流出台湾海峡而进入太平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经一天一夜在大海中与风浪作生死的搏斗，终于安全地返回大陆。回来后觉得不能再乘帆船去冒险了，只好去厦门等机帆船了，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第一次搭的那艘，开至金门湾就因船舱漏水而折回，又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搭上一条比上次搭的船略大些的机帆船，这次倒是很顺利，大海上风平浪静，连号称风浪险恶的台湾沟，船通过时也是水静如镜，想象不到的顺利。俗语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一生的经历并无后福到来。
到了46年秋留用的日本人都被遣散回日，我也被派到基隆海岸电台任工务课长，至此国民党劫收台湾的面貌已暴露无遗矣！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电政官对于下属还比较客气，多少还有些甘苦与共的作风，但到台湾去的这些官老爷们则一变常态，官架和官腔十足，我因会台湾话故此更了解台湾人的情况和心情，使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更为不满，因此就于46年底不别而行，到厦门大学任教。我离台未久台湾人民就发动了二二八事变，并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五、安家在厦门自1946年底至1953年夏，我在厦门大学工作，历任电机系讲师、副教授和系实验室主任。我在厦大无大建树，但从无到有地建设电信实验室做些工作，当时厦门是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的最后据点之一，自48年至49年间，国民党眼看北方地盘保不住了，因此就把联合国援助北方大学的仪器设备都运到厦大来，加上52年第一次院系调整，华东有些大学的电信组停办，我被派到交大、同济、大同等学校起运一些剩余仪器，因此可以认为到了53年初，厦大电信实验室的设备在当时国内是比较齐全的。这些设备有一部分在53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南京工学院。可能是由于我一向注重实践，又在建设实验室做出成绩，所以在厦门解放不久后就被提升为副教授，三反期虽受了审查，但过后又被任命为系实验室主任，三反对我的教育巨大，使我懂得要谦虚谨慎，避免在以后的运动中犯较大错误。本来我到厦大工作的目的是想出国留学，虽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因缺人指点，且动作太慢，以致坐失良机。
六、院系调整至金陵53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由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电信组合并到南京工学院成立无线电系。当时南工电信方面的教授阵容优于清华，所以无线电系也比清华早一年成立，系主任由电信方面的老前辈陈章教授担任，下设无线电和电真空二专业，前者由名教授钱凤章和我分别任教研组正副主任，后者由陆钟祚、闵詠川二教授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最初无线电专业是按照苏联的通信与跟广播教学计划设置课程的，后因该教学计划旨在培养运用和维修人才，和我国迫切需要的从事研究和制造人才有出入，因此后来我们改为按照苏联无线电工学教学计划培养人才。到了56年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才把苏联以设备为主设课程改为以技术为主设课程，并把专业的名称改为无线电技术，在五十年代至文革前我们制定的教学计划一直被高教部指定为全国指导性教学计划，被领导的重视由此可见矣。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密，强调有线通信，第二次院系调整把华东有关院系与无线专业合并到南工来，这本来就带有收缩的意思。56年又把上海交大的有线系和华南工学院与南工的无线电系合并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从表面上看来是重视了无线电电子学的人才培养，而实质上则是再一次紧缩招生规模，如果不是当时南工院长汪海粟率领高教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了解到无线电电子学科的重要性，而南京又是我国在这方面最大的基地，不可无相应的专业相配合，因此才通过江苏省委向中央反映，在周总理直接干预下才临时留下部分教师在南工继续发展，被调走的都是一些骨干教师，留下来的则是老的老少的少，要不是陈章教授领导有方，则我们这些行李已经运走的教师是不可能很快地稳定下来的，并投入重新建系的工作，今日东南大学的无线电系和电子工程系，由这两系派生的其他学科共有学生超过五千人，教师超过一千人。有这么大的发展，陈老是立下大功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