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9日 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17—1921年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1—1923年 任交通大学电机系助教。
1924—1925年 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25—1926年 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学生工程师。
1926—1928年 任黄埔军官学校无线电高级班上校教官，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上校教官。
1928—1930年 任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副教授。
1931—1932年 任国立交通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32—1949年 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教授，其间曾兼任交通大学重庆分校教务长，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
1949—1952年 任国立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1992年 先后任南京工学院电信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馆长。
1992年12月9日 病逝于南京，终年92岁。
陈章，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电机电子高教事业的开拓者，首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的编著者。执教近70年，治学严谨。在电力、通信广播和无线电工程诸领域著述颇丰。由他主持制订的无线电与电子学专业教学大纲和计划，屡屡受到赞赏和推广。毕生关心国家建设伟业，育人不倦，待人以诚，一身正气，堪称一代宗师。
陈章，字俊时，又名端臣。1900年5月29日出生于苏州市一个书香家庭。幼承庭训，入私塾启蒙。1906年，入江阴礼延小学堂；1913年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14年插班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的附中二年级，与邹恩润（即邹韬奋）、张宝桐同班，并义结金兰。1917年中学毕业时他们三人均直升大学部电机工程科。1921年学校改名为交通大学，陈章于当年毕业，是为首届毕业生，名列第三，作为中国首批助教留校。1923年秋陈章因病辞去交通大学教职。1924年初病愈后入上海慎昌洋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代理处）工作，同年8月自筹经费入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深造，翌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秋起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任学生工程师。1926年10月，陈章学成归国，到广州北郊无线电台任工程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无线电高级班上校教官。1928年初辞职北返，在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任上校教官。同年10月，受聘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副教授，主讲电工基础、电力铁路等课程。1930年2月因中年丧偶而辞职。1931年秋回交通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主讲电机系的电磁学课程。
1932年秋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主讲电工基础、电力传输、电照学、电话学、电力厂、电力铁路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在国民党南京政治学校兼课。1935年，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许应期离校，陈章应校长罗家伦之聘，接任系主任，并开始主讲无线电工程课程。他主系以后锐意发展电信教育，使中央大学电机系电信组之师资设备和在学学生数，很快地达到与电力组相同的规模。1943年，他还使“电子学”成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国内，这是创举。陈章自1935年至新中国建立后在南京和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电机系主任期间，还曾先后应顾孟余、顾毓琇、吴有训三任校长之聘，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和工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交通大学重庆分校成立，陈章受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兼任该校教务长。1945年抗战胜利时，陈章由重庆返里。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陈章被周鸿经校长举荐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线电广播小组国际会议、赴贝鲁特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并去伦敦、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地考察与参观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大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陈章仍任工学院电机系主任。1952年，中国进行院系调整，在中大原址成立了南京工学院，当时将电机系分设为电力工程系和电信工程系，陈章任电信系系主任。1953年专业调整时，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工学院三校的无线电师生及设备全部并入南工电信系而建成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仍由陈章主政。1978年因年迈体衰，改任名誉系主任。
陈章在1950年参加九三学社，1958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至80年代，改任中央参议委员。自1950年起陈章历任南京市首届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和第五届常委。1985年，陈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章任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兼该会《工程季刊》总编辑。自1937年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重庆分会书记起，至80年代中被推举为中国电子学会会士和名誉理事，1987年任江苏省电子学会名誉理事长，武汉电工理论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电子工业学会名誉顾问。陈章还从60年代起担任教育部工科电工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78年起曾任该会副主任委员兼无线电技术基础编审小组组长。
1992年12月9日，被海峡两岸数代学人尊为宗师的陈章老人，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闻讯者无不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界、电机和电子学界的重大损失。
锐意发展电信教育 桃李满天下
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前期的中国电信事业，长期为外国势力所垄断。当时中国少数大学的电机系，即或设有电力而无电信专业，或虽设有电力、电信专业也仍以电力、电机为主。陈章于1935年主持中大电机系后，十分注重电信人才的培养。他广延名师，扩增实验设备，创设培养电信和电力硕士生之研究所。在课程设置上，他视野开阔，率先在系里开设了电子学、超高频工程、电视学等当时属于新创的课程。为了发挥集体优势，他又致力于无线电工程课的教学。他早在1932年就著有《无线电工程》教科书，5年内三次修订出版，后来发现美国斯坦福大学特曼（F．E．Terman）教授著《无线电工程》（RadioEngineering），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紧密，乃于1940年起先后将其一、二两个版本译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至1950年又继而译出其第三、四两个版本，成为中国许多理工科大学此后10多年普遍采用的主要教本。
1937年9月因“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全校迁往重庆时，陈章领导全系师生员工日夜奋战，使全部仪器设备在拆装运输中无一缺损。在其后的艰难岁月里，中大电机系在陈章苦心增补更新与精心管理下，还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师资设备实力最雄厚的电机系。在此期间，为使这类实验设备不致在日本侵略军飞机对重庆市城郊狂轰滥炸时受到损毁，他带动全系师生在实验室附近构筑了一个防空掩体，每在空袭警报拉响时便督促大家安全转移，从不稍懈，这与陈章视仪器仪表为培养工程师之宝的教育观点是分不开的。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曾向中央大学的电机、航空、机械3个系拨出了添置教学设备的一笔专款。陈章时为工学院院长，秉公分配，后将电机系所得款项向美国订购了一套电子管制造设备，1949年6月运到，为此后创造中国电真空制造专业奠定了基础。
严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这对陈章来说确乎如此。仅就他45年躬耕不缀的南京工学院及其前身中央大学而论，出其门下的毕业生就有8000名之巨。他们之中既有国内知名的工程家和教育家，如吴匡、程式、黄纬禄、陈涵奎、范新弼、陆钟祚、夏培肃，刘盛刚、韦钰、倪光南等，也有扬名海外学界的精英，如田炳耕、张可南、成众志、冯焕、柏实义等。
投身教育改革成绩斐然
南京及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教学仿英美模式，培养通才，既无专业，也无教学计划与大纲。1952年，教育部决定将中国工科的1953届和1954届毕业生均提前一年毕业。陈章同钱凤章、陆钟祚等教授精心地为之制订了削枝强干、专攻无线电广播与通信专业的教学计划，并组织开设新课，赶编出了相应的教材，有效地保证了这两届毕业生的质量。为了弥补1954年夏没有毕业生之缺，1952年增招了无线电广播和长途电信两个二年制专修科的调干生，陈章与钱凤章又煞费苦心地为之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为短期培训专门人才提供了新的经验。同年，对教育部要南工电信系首创电真空专业的指示，陈章与陆钟祚更是全力贯彻，成功地培训了师资，增添了设备，除当年招收新生之外，还把40名二年级在校生全部转入电真空专业，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对这类人才的急需，并使南京工学院成为中国电真空人员的重要培养基地。
1953年，随着中国院系调整的实现而扩建的南工无线电工程系，汇集了华东地区4所著名工科院校的电信和无线电专业的师资设备和在校生，规模骤然倍增，教学任务大为繁剧。作为系主任的陈章，不以被尊为前辈而稍懈，仍以其虚怀若谷、待人以诚的品德，任人为贤、勤于协商的民主作风，团结来自各方的学者同仁，使其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进而形成了同心同德、共谋进步的新的教学与科研并举的群体，并使原先恐有由于传统相异而生隔阂和不易团结之虞不复出现。其间，陈章有意让新来的教师分别主讲无线电与电真空等专业的本科课程，而他自己与南工老教师钱凤章教授等转而主动承担专修班的课程，加速了这个新集体的融和过程。
1955年底，高教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交通大学有线电系、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全部迁入四川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陈章认为：从中国全局看，集沿海三个重点系于内地一校，对全面发展中国电子学科和电子工业不利。对此，他除了向上级提出已见之外，还和系内诸教授联名致电周恩来总理，力陈利弊。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也向总理提出挽留该系之请求。最后，总理亲自决定：南工无线电系停迁，只抽1／3骨干教师支授新校。
1960年底，南京工学院党委为适应国家对建设人才的需求，决定从无线电系分出一个电子工程系，以增强电真空等专业人才的培养。经陈章与副系主任陆钟祚教授的精心筹划，遂于1962年建成了由陆钟祚主持的新系。后来发展的事实表明，经历了前述三次裂变和两次聚变的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其教学质量始终名闻遐迩。这不仅记录了这位教育家为之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也反映了他在贯彻教育改革上表现出来的胆识。
修订教学计划 实为创新
历来为广大考生向往并被作为报考重点的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与电子学学科，其专业与课程设置，自50年代初期开始，均依当时自苏联传来的模式为蓝本。如何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许多院校在当时必须对待的新问题。在南工，由于陈章既不郁于旧见，也不硬性照搬，而是本着求实创新的精神，力倡对重大问题通过全系教师讨论，在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出符合国情、校情的教学大纲及其实施计划，并使之形成风气。1953年底，该系制订出了一份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教学计划（4年共30门课），其主要特点是：重视理论基础（6门公共基础课，15门技术基础课）；不盲目抄袭前苏联的模式，强调宜结合国情拓宽口径；重视实践环节（有认识、生产、毕业实习共17周）。在当时，外界对此颇有争议。高教部在1957年7月以“教本字8／102号”文颁布的高等工业学校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4年制本科教学计划，却采用了南工上报的方案，仅仅增加了两门选修课和1周实习时间。
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高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全系教师在陈章的鼓励下积极参加教改研究，不少教师以自己的教学实践，认为前苏联以设备为轴心的体系，专业课内容烦琐，理论分析过细，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因而在陈章、钱凤章、吴伯修教授等的推动下和青年教师的积极支持下，制订了两个方案。其核心是取消设备课，开设半导体电路、信息论、雷达原理、微波技术、脉冲技术等课程。此后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高校教学计划会议上，陈章作为无线电组组长主持了中国无线电技术专业教学计划的讨论，南工代表钱凤章，对上报的两个方案特别是第二方案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很大兴趣，经讨论均被通过，建议各校根据情况选用。但不久，反右派斗争兴起，使刚被中国会议讨论通过的第二方案遭到全盘否定，钱凤章竟成了方案的炮制者而受到批判。但敢于创新的陈章仍然冒着风险，亲自于1958年开出了半导体电路课，并让几位教师开出了多门新课，坚持进行了改革的试点。
1959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高校教学计划会议上，南工无线电系受高教部委托而修订的中国指导性教学计划——无线电技术专业五年制本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受到兄弟院校代表的欢迎，并在讨论修改后作为中国性计划与大纲，由高教部明文颁发。以陈章为代表的南工无线电系在这期间在教育改革上进行的艰辛探索，道路虽然曲折，但随后发展的事实表明，它的贡献远不止及于本校。陈章的植根于国情、校情的教学思想，迄今仍被该系视为应该继承的优良传统。
热心学会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
陈章一生为各级各类有关学会和协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无偿的奉献。早在30年代，他就先后担任过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兼该会主办的《工程季刊》总编辑，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董事及重庆分会书记，南京分会会长等职。他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时）的发起人之一。无论是实职或是虚衔，他总是实心实意并无偿地为大众办事。
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陈章就先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自然科学会议筹备会和中国教育会议。1956年，中国电子学会筹委会为筹建江苏省电子学会时，他被推为南京分会理事长。在筹建期间，他经常利用夜间召开常委会，部署以学术交流与科普教育为先导的学会建设工作，做到月月都有群众性的学术报告会，使电子工业、科研、教育配套的南京地区成为国内当时筹建学会的一个最活跃地区，会员人数也随之大增。1957年5月7日在南京市文化宫举行了由他倡导、由各会员单位合办的中国首创的大型电子学展览会，展品从元器件到防空雷达，占满了一幢三层大楼和大院，为期1个月，参观者达5万余人，亲临参观的中国电子学会筹委会主任委员王诤给出了高度赞扬，事后还专门为之通报中国各省市筹委会。1962年，江苏省电子学会成立，被推为首届理事长的陈章，又作了新的开拓，不仅使 制度化，每年举办各有主题的学术会议，而且还创办了各种培训班，组织编辑农村知识青年电子学丛书，在南京市中心建造了展示实物的电子画廊，帮助省内主要城市建立分会等，陈章的开拓性贡献功不可没。
早在1933—1934年间，每当夏天大雷雨后，南京总有市民因触及灯头或开关而致死者，前后竟达数10人之多。时为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的陈章闻之坐立不安，感到有解除危难的责任。经他对收集到的情况的分析，断定系折断的高压线碰上了接地不良的低压中和线所致，立即找当时任建设委员会电业处长的老朋友陈中熙商讨，旋即会同中大电机系主任许应期、金陵大学电机系主任杨简初联名质询首都电厂，提出了应在每隔几根电线杆处将低压中和线接地一次的建议。该电厂接受意见并在半个月内如法完成全部工程。从此消灭了类似事故之发生，极大地提高了用电居民的安全感。他为能为南京人民造福而欣慰。
陈章以其广博的学识，对中国铁路建设也颇为关注。在他担任江苏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期间，先后曾向中共江苏省委提出过两份分别详列了路线和造价的营建长江南北两条铁路的建议书，得到江苏省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1990年，已届90高龄的陈章听到苏北铁路建筑工程已经动工的消息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陈章关心社会进步的行动，还表现在他对发展国家科教事业的建言和献策上。从本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大学工作时起，他就连续不断地在各个时期的报刊上著文发表了一系列对发展中国电力、电机、电信、无线电事业的言论或建议。1978年，他因年迈体衰退出一线教职后仍然以颤抖的双手，撰写并发表了10多篇工科教学的评论文章，而且还不辞辛苦率团赴美考察教育。他的这片赤子之心，在他于1986年为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而亲笔书写的申请书中有如下一段恰如其份的自我概括：“我长期是一个党外民主人士，一向关心国家大事，但还只是普通公民应有的主人翁态度。入党以来，我是执政党内一个小分子，对国家大事不期然而然有一种更深切的关注。我还有一枝笔、一张嘴，以尽微薄力量，不断地提建议，作评论，写回忆，希望对国事有所裨益。”
陈章治学严谨，对学生不管亲疏均从严要求，但他严中寓慈，备加爱护。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学生大多数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重庆而慕名考入中大的。他除了嘘寒问暖要他们立志救国、建国、学好课程之外，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学生，总是尽力设法解决。例如，1941年有位从江西吉安来的女生，贫困得只有一床破棉被，两套旧军装，赤着脚丫穿草鞋，衣食无着，陈章见状，除了立即请求校方发给一块做旗袍的蓝布，和设法介绍他去杂志社课余抄稿，到沙坪坝书店兼作服务员，为抗日伤员缝制衣服以求略有自助之外，还在必要时紧缩家计解囊相助，并且动员他的大哥和当时已毕业的黄纬禄、孙家忻等定期给予资助，使这位现已成为西北工大教授的女同学，得以在温暖的大家庭里度过了4年不平凡的大学时光。旧社会大学毕业生谋事不易，雅称“老板”的系主任们通常都要为之推荐介绍，陈章之所以备受历届学生的爱戴和崇敬，还由于他总能千方百计和不厌其烦地使所有毕业生离校后都有工作可做。没有爱生如子的胸怀，这是难以做到的。
陈章秉性耿直，对人对事，是非曲直，泾渭分明，决不随波逐流，更不阿谀奉承。从任职黄浦军校到中央大学的20余年间，他始终没有为要他参加国民党的劝说所动。他历来对不屑为伍者不予敷衍应酬，对看不入眼的事敢于直抒已见。他用人重才尚德，对上级介绍不合格的教授决不接受。他的一身正气，在重庆时期屡受梁希、潘菽等进步教授之推重。陈章助人为乐的品德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1941年4月1日，中大电机系二年级学生成贻宾参加反内战游行时，被南京国民政府唆使的暴徒殴打重伤，陈章虽才从国外回来，闻讯即于当天专程去医院慰问探视；成贻宾不治殉难，陈章不顾恐吓只身前往灵堂吊唁并与进步学生一起列队送葬。他这种在白色恐怖下大义凛然的行动，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敬崇。又如，1949年3月，他从美国考察回来时，在轮船上发现一位漂泊无靠的少年，为了不使他再受摧折，就带他回家，并送他到中大附中上学，后来又支持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系里不少有生活困难的同仁，尤其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是慷慨济助；每逢组织上号召救济灾区等事时，他总是第一个带头捐献。
1992年初，陈章将抗战前积攒所置的私寓出售，以20万元捐献学校作为设立“陈章黄吾珍奖学金”之基金，每年以其利息对无线电系2名及电子系、电机系、外文系各1名共5名优秀本科生发给奖学金，其首批名额与金额已于当年举行的东南大学90周年校庆时颁布和发放。
1992年12月9日，陈老因病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去逝，享年92岁。当天，其奉侍在侧的子女遵照他的遗命，将陈老遗体奉献给南京医学院进行解剖，并于1993年清明时节，会同从美国、台湾专程回国的其他子女和孙辈，将其骨灰连同四年前病逝的夫人黄吾珍（东大外语系老师）之骨灰，一起撒入长江和故乡苏州郭巷镇河中。一位生于光绪年间历经世变的老学者，对身后处理能有这样的胸怀，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堪称一代宗师，后辈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