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孙忠良老师
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 崔铁军
6月23日，我在去上海参加第五届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学术年会和新加坡ICMAT2019之前，到中大医院看望了孙老师。此时孙老师已经不能交流。最近两次看望均是如此。我静静地在他的病床前坐了很久，虽不能交流，但他能感受到我来探望他。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为永别。27日我从新加坡回来后又接通知到北京参加项目合同评审会，在机场给师母刘老师打电话询问了病情，希望回南京后再去探望。29日凌晨5点我接到刘老师电话，得知孙老师已于3点24分仙逝。我匆匆结束北京会议，于29日下午乘高铁赶回南京。自孙老师去年四月被诊断为肺癌至今已一年两个月，期间从南京军区总院到上海华山医院再到中大医院，我见证了孙老师和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也目睹了他最后被病痛折磨的疾苦，所以当我接到刘老师的电话时并没感到意外，觉得对孙老师也是一种解脱。但想到孙老师真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仍悲从心来，夜不能寐，起来写点东西以示纪念。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经常对我的同事和学生们讲，东南大学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之所以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得益于孙老师等前辈呕心沥血创建的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孙老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本科、硕士、博士都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之后到德国和美国做研究。我和东南大学的缘分源于2000年在盐湖城召开的IEEE天线和传播年会，期间遇到洪伟教授，他劝我申请2001年度东南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方向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时我觉得“长江学者”名头太大，怕不够格，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简单填写申请书提给洪老师，之后就没再关注。结果2001年9月我接到洪老师的邮件说评审通过了，很是高兴（非常怀念那时的评审制度，包括2002年的杰青，没有打招呼的概念）。2001年11月我回国办理入职手续时恰逢孙老师入选当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参加学院组织的庆功会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孙老师，他在庆功会上话不多，但非常诚恳，其谦逊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东南大学入职后，我的办公地点是长江后街，和四牌楼校本部有一定距离，因此和孙老师接触的较少。2005年校本部的李文正楼竣工，整个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迁入，我和孙老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孙老师非常关心我的计算电磁学研究，特地将我推荐给航天207所的黄培康院士，使我的计算电磁学研究得以与目标散射特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我的这个研究方向不断壮大，至今我和黄院士及207所仍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我与孙老师的更多合作始于2006年初，学校动员申报国家973项目（那时学校还没有牵头的973项目），孙老师以70岁高龄勇挑重担，筹划牵头国防973项目。我作为一个课题负责人负责撰写申报书，并和殷晓星教授一起做项目的协调和沟通工作。期间我和孙老师进行了数十次的讨论、修改和汇报，结下了深厚情谊。孙老师才思敏捷，高瞻远瞩，不辞劳苦，哪怕再晚也和大家一起讨论，使项目的申报非常顺利，当年就获得了批准。之后由于某种原因项目规模压缩，我所负责的课题和另一个课题被砍掉了，但我仍然积极协助孙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加深了我和他的感情。该项目最终取得优异成绩，孙老师研制出在当时是国际领先水平的900GHz亚毫米波收发前端，继他在八毫米和三毫米波段的开创性工作后，又创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973项目结束后，孙老师又把目光瞄准毫米波成像系统。鉴于安检领域普遍使用的美国L3成像仪价格昂贵的问题，他计划研制价格低廉而性能相当的毫米波成像系统。我和我的团队成员程强教授和博士生李允博等同学全面地融入了这个项目。在这期间，孙老师身先士卒，亲自画系统框图、做电路、搭建系统，并乐在其中（非常神奇的是，孙老师亲手做的毫米波电路能工作，而换他人做就是不行，显示出其高超的科技素养。他经常说，做电路时要能看到场的存在）。我每次去找孙老师讨论问题，他都在搭电路或测电路，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也不时地在激励着我。2012年孙老师成功地研制出价格低廉的毫米波成像系统原型。通过这个项目，孙老师也培养了我自己团队的系统设计能力，为我们后续研制新型超材料通信系统原型和超材料雷达原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老师最后的夙愿是构建价格更廉价、创新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住院期间我探望他时还多次讨论此事，说出院后一起完成这个系统，没想到这成为他的遗憾。目前我们已经在科技部“变革性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设立课题，和北京大学李廉林教授联合攻关，以完成孙老师的夙愿。
自从2001年回国，我加入东南大学至今已接近18年，这期间孙老师对我影响极大。孙老师一生“默默地、克己地奋斗”（韦钰院士评价），对国家、对东南大学、对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感恩之情，不在言语之间。以这篇仓促的文字纪念孙老师。孙老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9年6月30日晨
